9、《苏联的东正教》——刘 直 译
在复活节、圣灵降临节和圣诞节等重大节日期间，全国各地的朝圣者，为了能在教堂内尤其是圣坛前占一席位，和大主教共庆耶稣复活或诞辰，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坐落在莫斯科斯巴达克思大街15号可容纳6000人的耶洛赫夫斯卡亚大教堂。所以距礼拜仪式尚有几小时，而不设长椅的教堂内的人却早已比肩接踵、水泄不通。教堂周围的街道上亦密集着数不清的人群。他们无法进入教堂，只好在外面谛听神甫、教徒及唱诗班唱咏赞美诗。为了使大教堂门前不过于拥挤、不致酿成骚乱，政府派出大批骑警负责维持秩序。
1988年，东正教整整度过1000个春秋。
近70年来，苏联共产党人在各个时期对宗教所采取的政策亦有所不同：建国初期，禁止在教堂外进行任何宗教活动。在国立、
集体和私人学校取缔宗教课和礼拜仪式。教会除为国家利益可在教堂内为世界和平设坛布道外，不准对内政、外交发表任何意见。教会不准通过电台、电视、报刊从事宗教宣传活动。不许在教堂外出售宗教文献。禁止保存宣扬宗教哲学和神秘主义的书籍。教会不得布施穷人和经济上赞助任何慈善机构。制定上述禁令的理由是：这些事宜与宗教活动并无直接关系，且苏联早已根绝饥饿与失业，扶贫济困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尽的义务。
苏联对宗教的禁令虽十分详尽，但实际上并未认真贯彻，在国家官员的通融与默许下，教会仍施舍贫苦教徒，继续在民宅内为成人宣讲圣经，间或也在教堂外为孩子洗礼命名。尔后，国家同意给予神甫某些权限。由于诸多因素，这些权限往往流于形式。如允许神甫为停在医院的死者举行临终涂油礼，但又规定必须租用单间病房，并经主任医师许可。
50年代，人们曾把神甫扮成木偶拉到街头，任人唾骂。教堂门窗被捣毁砸碎，教徒偶像——圣像——被付之一炬。勃列日涅夫时期，国家与教会关系发生了变化：仅用唯物论观点同教会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苏联公民只许进行“无神论宣传”，不准再进行“反宗教宣传”。教科书中敌视宗教的有关章节被删除。这种政策上的转变均反映在1977年制定的宪法中。
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东正教进一步得到开放。大主教和主教们可以在官方报纸和电视上接受记者采访。教徒的申诉信件亦见诸报端。教会已拥有了自己的杂志《莫斯科大主教》。但由于国家配合的纸张不足，印数有限，每期仅发行25000册俄文版和3000册英文版。此杂志只有经过选稿的人才能预订到。近年来，东正教大主教匹蒙及其他主教常为克里姆林宫座上客。深谙该教习惯和戒律的礼宾司官员从不让人给他们的餐桌上鱼，因为修道院出身的主教们不准吃鱼。匹蒙同苏联部长一样，出入乘坐海鸥牌豪华轿车。其他主教则享受司长待遇，拥有伏尔加牌汽车。在莫斯科，大主教匹蒙住在前德国大使封·密尔巴赫的华丽别墅。他可以在坐落于距莫斯科不远的著名文学家聚居的佩列杰尔基诺村的乡村别墅休养。其起居由修道士照料，膳食由修女烹制。每当寒风凛冽的严冬或阴雨连绵的盛夏，大主教便迁居到他的黑海私邸。
多数教会辖区不必为财政担忧。他们既能从教徒那里得到资助，甚至连退休职工也自觉地在经济上给教会以支持，本身又能筹措款项：洗礼、婚礼、葬礼等均收取费用，其中以将死者灵柩安放在教堂内的费用最为昂贵。此外，东正教会还例外地拥有不向国库纳税的生产场所和手工作坊。两年前，经苏联部长会议批准，教会耗资1600万马克在莫斯科附近的索符利诺镇又开办了一家工厂。通过这些企业，大量卢布源源不断地流入教会。
人口占苏联公民一半的俄罗斯人中，1/3的成人信教。据莫斯科东正教会负责人谨慎估计，1.3亿俄罗斯人中，教徒约有4000万到5000万。但对教徒的确切数字，官方讳莫如深。东正教徒中，以不求升迁发迹的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居多。对党的许诺失望、对长期以来一成不变的口号不满的青年人渴求在宗教中寻求人生真谛。一些逃避现实、寻求精神超脱的人之所以去教堂，是因为那里的气氛更隆重、乐声更悠扬、灵魂更净化、建筑更巍峨。
为纪念东正教创教1000周年，苏联政府决定为该教及其数百万教徒重新开放莫斯科的达尼勒夫斯基修道院。这座建于1282年、现已修葺一新的修道院里，眼下只住有30多名修道士，不久将增至70名，大主教匹蒙亦将移居此院。一位神甫说，达尼勒夫斯基修道院将成为“苏联的梵蒂冈”。
——摘自《海外文摘》1988年第8期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