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面对十字架的思考》
——中国“基督教热”透视
上海沐恩堂一位管理人员告诉记者，1980年，当沐恩堂首次开放时，来此做礼拜的人达到5000多，几乎要把教堂给挤破！以后，上海其它22座基督堂相继开放，这里才稍有缓解，但来者依然甚多。
引人注意的是，“基督教热”兴起之初，信教者几乎是清一色“白发”，而且文盲居多，不过几年，信徒成分就发生很大变化。据上海市有关部门粗略统计，在近3年新入教的2万名基督徒中，知识分子和青年人约占1/4。他们当中，有大学教授、医生、作家、工程师以及在校大学生。
在温州市龙湾区状元镇上，有一座气势不凡的建筑：伟丽的尖拱形门墙，哥德式的屋顶上，高高的十字架直插云霄。与之相对的，还有一座两丈多高的塔式钟楼傲然矗立。
这座占地1.8亩，可容纳1000人的教堂，是该区3000多名信徒奉献15万元，用3个月时间建成的。开工的那些天，信徒们不论男女，也不论老少，都争相前来参加义务劳动。其场面之热烈，态度之虔诚，难以尽述。
当今中国，究竟有多少人信仰基督教？
有关数字显示：1982年，全国信徒300万，是建国初期的4倍；到1987年底，人数超过了400万。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许多信教者的心态：有对神虔诚地祷告，是渴望借助神的威力摆脱病魔的缠绕；有的因生活中遭受挫折或困难，想依赖神的帮助解除忧伤和烦恼；有的自感有“罪”自去寻求宗教道德的约束，企望达到道德的自我完善；有的因精神空虚而去参加宗教活动，希冀在群体交往中得到乐趣……凡此种种，虽然表现各不相同，但在心理上却同出一源——满足感情的需要。
如果说，人的心理原因是产生宗教热的一种“原动力”，那么，社会原因则是一种“催化剂”。
记者接触了不少新入教的知识分子，他们在谈到信教的原因时，都埋怨党风和社会风气的不正。温州市一位青年医生说：“现在党风和社会风气简直很糟，实在令人厌恨和烦恼。只有当我走进教堂，听着‘圣哉圣哉’的赞美诗时，我的心灵才如被过滤了一样，感到清新和平静。”
记者在调查中，常常听到和看到信教群众热心为社会服务的故事。
安徽泗县刘圩镇“三自”爱国小组听说镇里想在一片河洼地上开拓一条新路，就主动请求承包施工任务。他们组织了200多名信徒，自带工具和干粮，只用了10天就完成了一条长500米、宽50米的高质量砂石路面。镇里要付给他们800元的报酬，教徒们一致谢绝。这个镇的“三自”爱国小组负责人还曾专程找镇长，从兜里掏出一个红纸包说：“这是咱兄弟姐妹们奉献的200元，请镇里转寄给老山前线的战士。这钱虽少，却是我们的一片真情实意！”
河南平顶山市一位女基督徒，从机关退休后，看到市里没有聋哑学校，一些聋哑儿童无处上学。她于是开办了一个家庭聋哑学校，自己掏钱买来14套课桌椅，收了14名聋哑儿童，分文不取，还每天早晚亲自接送学生。
对于信教群众来说，最使他们感到敬畏的，莫过于“摩西十诫”；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贪恋他人财物……这些诫命，尤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他们的头上，据说，谁要是违背了这些诫律，全知、全能的上帝随时地都将给予无情的惩罚，死后也不能进“天国”。
大概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信教群众一般都比较遵纪守法。
当然，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在一定条件下也会产生消极的社会作用，加之少数别有用心之徒利用宗教乘机扰乱，也会形成一些社会问题，产生一些不良影响。
应当如何对待这种基督教热？一些宗教问题的专家们认为，宗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一定要采取极为审慎的态度。既不能夸大它的消极因素而采取“堵”的措施，也不应忽视实际问题存在而掉以轻心，听之任之。正确的态度和措施应当是：一方面，坚定不移地落实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群众的宗教感情。另一方面，对宗教活动要依法加强管理，使之与我们的社会相协调。
近几年，少数地方的基督教活动之所以出现不正常现象，主要是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我国法律上的不完备而造成的。因此，国家应当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尽快制定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法》，使政府管理的方式，从习惯直接管理转变为主要依靠宗教法规的间接管理。对披着宗教外衣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不法分子，要坚决依法惩处；对个别与海外敌对宗教势力相勾结的反动组织，则要坚决取缔。
——摘自《报刊文摘》1989年2月7日 星期二 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