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相信上帝的人们》
—— 可可，菲菲
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有着这样的事实，在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人祈望从神灵中求得寄托，有成百上千的电台在永无休止地传播“福音”。在美国，各种宗教出版物达到商业出售书籍总数的1/3。这种现象不仅仅出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也反映在社会主义国家里。
在全世界三亿二千多万基督徒中，东欧、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教徒比例有增无减。在中国，现也有基督教徒300多万，其中主要分布于华中、华东、华南和东北，津京地区等。浙江省就有60万左右，占1/5。
一般的人对着神秘的教堂，总不免要疑惑：那些倾倒于“上帝”的心灵是怎样颤动的呢？
乍起的秋风扫尽了最后一点余热，天冷了。这天清晨五点多，他就起床了。自从矿上出了事故退出矿场，自己当了理发店老板之后，已很少这么早起了。这天是星期天，因为要到宁波城去购货，就可以到宁波的百年堂去做礼拜了。平常，他总是和母亲一块儿到附近镇上做礼拜的。在教堂里，仰望着高高的十字架，他的脸上掠过满足的微笑，仿佛游逛着的灵魂突然寻到了归宿。
每逢星期天，这个深藏在小巷里的教堂总是热闹非凡，不到八点，人已溢出了教堂。
颜曲兰是已有30几年教龄的教徒。她总觉得在冥冥之中有上帝在引导着自己，于是解放初就开始在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工作，自从1978年宁波市教堂重新开放以后，她每个星期天都来做礼拜，从不间断。这对她来说，已很难区分是为信仰的需要，还是一种习惯，她已经以“上帝”为核心构起一种精神的绝对空间。
马玲似乎是踏着八点的时针一块儿到的，这是一位文静而腼碘的姑娘。平时，她总觉得每星期唯一的休息日——星期天，反倒无处可去，无事可干，心里空荡荡的。这一天，她怀着好奇心和朦胧的依赖感首次来寻觅“上帝”足迹。站在大门口的牧师很快发现了这张陌生的面孔，他友好的领着她在拥挤的大厅里找寻座位。“我要——耶稣”的歌声象一种哭泣，也象一种呼唤，回荡在整个大厅，侵入人的灵魂。于是，在马玲的心中，一种难以言喻的安慰感油然而生……
哲学家费希特说：“你是什么样的人，你便选择什么样的信仰。”而你选择了什么样的信仰，便又成为什么样的人。信仰是人的精神支柱，它支撑着人的生活。圣徒保罗在给基督教有关“信仰”下定义时，说信仰就是“所企望的事物的实体，不曾见过的事物的证据。”信仰上帝，至少就等于祈望上帝能够存在。对于教徒来说，并不是由于相信了才寄以希望，而是由于有所希望才相信。
1983年在汉诺威举行的德国基督教庆祝活动和1984年慕尼黑举行的德国天主教的重大节日上，风尘仆仆赶来的人竟达十几万，而且绝大多数为青年。对此，法兰克福一名牧师说，“当今80年代，年轻人在其生活中迫切需要一种精神支柱，以便聊以自慰，所以教堂才门庭若市。”
那么，中国青年对基督教的兴趣也许就是这样引起的。
在浙江瑞安我们拜访了一位教龄不长的青年知识分子。当我们问及他为什么信奉基督教，而不去信奉天主教或者佛道教时，他说：“基督教的礼拜，不同于巫婆、算命先生用封建迷信来愚弄人们，基督教的文明色彩，可以从其音乐、建筑和《圣经》中来体验和领悟。可以说，没有基督教，文艺复兴是不可能完成的。基督教之所以兴盛到今天，是它与古典文明结合的成果。”他认为基督教的文明色彩是不容忽视的。
有学者还从历史形态学上剖析我国沿海地区中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广大农村，认为它类似于处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所以，基督教往往能在这些地区具有较大的市场。
在温州瓯海县，一些先富起来的家庭，深忧当地愈演愈烈的赌博风，害怕自己尚未成熟的孩子陷入泥坑，于是煞费苦心的寻找办法想出妙招，便是“让孩子信耶稣吧！耶稣会好好教育他的！”
在有些农村里，当父母兄长觉得无法教育子女，当他们觉得规范孩子缺乏有效的尺度时，便骤然想起了耶稣，——用宗教道德来代替世俗道德，而这居然也成为一种有效地教育子女的方式。
那些信教的人们，他们到底是怎么会找上“上帝”的呢？
现在教徒几乎涉及到各个行业，但占大部分的还是农民。这些人为什么拜倒在“十字架”前呢？
原因之一，宗教氛围的影响
张列文曾是有30年党龄的老党员。他所在的村里有一半以上的人都信教，而他的亲属几乎全是教徒，牧师的话远比书记的话有号召力，于是，在宗教氛围包裹中的他，自然难以呼吸到新鲜空气，又因为信仰的差异而与家庭不断磨擦，最后他拜倒在上帝的面前。
当然，还有许多人是从小受的宗教熏陶，对于“上帝”的信仰便成为一种认识世界和理解人生的认知模式，长大以后便自觉地走入基督的光环之中。
原因之二，关心与淡漠
有一位先进党员，家在浙江乐清县的虹桥镇，在村里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和很高的威望。有一次，他和邻居一位教徒同时生病，他在病中几乎没有什么组织去安慰、看望过他，而邻居的家里则探病者不断，皆是教友，或送东西或安慰。这位老共产党员痛心疾首地说：“我入党那么多年，有什么用？”
随着农村承包责任制的落实,，出现了“各种各的田，各赚各的钱”的情况，基层的党、团、妇组织放松了党员、团员和广大群众的联系。党组织主动积极地关心老弱病的党员，慰问困难户等情况少了；而教会则以“大家皆兄弟姐妹”的口号将教友联系起来，使他们在十字架前有归属感和安全感。牧师有定期的“家庭访问”项目，去安抚孤寂的灵魂。相比之下，就出现了这样的选择。
原因之三，生理上的疾病导致精神上的信仰移位
金友仁是个典型的农民，他原来是不信教的。但是自从心爱的妻子患了重病，他四处求医，用尽钱财，病却难以好转。于是，听从教徒的劝告，求助于“上帝的关怀”。
据不完全统计，因病直接或间接入教的人约占总教徒20%。
有一次，我们碰到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为了向我们确证，耶稣能治病救人的真理，特地举了一位老太太如何生病如何地难治又如何在信奉了上帝之后就不治而愈的例子。尽管他明知我们不相信，但仍说得煞有介事，似乎你非信不可。
当然也有乘我国对外开放之机，对我们进行宗教渗透的。这主要是通过电台(如香港电台的“空中福音”节目等)、海关(免费赠送宗教宣传品)和宗教人士的访问。
更有一种追求洋教以崇尚时髦的心理。因为基督教传播比较广泛的国家，都是西方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英、联邦德国、瑞典、瑞士等。一些人倾慕西方，也就不自觉地拜倒在“上帝”脚下。
据说，在一次大战前不久，奥地利的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和宗教哲学家马丁·布贝尔，曾对哪位19世纪的作家将对21世纪的人类思想起领袖作用时，争论了一个通宵。在翌日清晨，排名表上只剩下两个人：陀思妥也夫斯基和基尔凯郭尔。
正是这位被誉为可以光耀21世纪的基尔凯郭尔在《非科学的最后附言》一书中，明确指出：“基督教就是精神，精神就是内在性，内在性就是主观性，主观性本质上就是激情，而激情达到了高峰就是对一个人的永恒幸福的极其无限的、个人的、强烈的关心。”
宗教作为一种现象，远不是暂时的和偶然的。或许，它在我国的发展势头还会扩大，其影响还会增加。因为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将在一些人们的心目中长期存在。
——摘自《社会·家庭》杂志1989年第3期第10-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