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上帝的“新子民”》

  —— 蒋勇生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股信仰宗教的热潮在中国迅速兴起,这并非危言耸听。“宗教热”正在当今青年中蔓延。许多男女青年星期天不是去电影院、游乐场,而是虔诚的走进了教堂。
  作者有心作一番采访:
  在我国的东海之滨——宁波。有一座基督教堂,这座十年“文革”后恢复礼拜的教堂,每到星期天来这里做礼拜的信徒座无虚席,连两侧走廊和教堂门厅里外也站满了教徒。教堂一位管理人员告诉作者:最多时有一千二三百名教徒来做礼拜,其中也有为数不少的青年教徒。在某县我们还了解到,在这个县的所有乡镇都有耶稣的“子民”,其中有几个乡的教徒在千人以上,这当中青年也有不小的比例。
  教徒们的心是虔诚的,不论是冬夏春秋,不管刮风下雨都按时参加宗教活动。去年的七月,江南地区遇到罕见的高温,赤日炎炎,气温连续数天高达摄氏40度左右,但是信教的教徒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各种宗教活动。主持人刚刚宣布仪式开始,钢琴乐曲声起,唱诗班领唱,众人相随,唱起了“赞美诗”。尽管酷热的暑气灼得信徒们浑身汗水淋漓,但大家仍然忘情地唱着,沉浸在一种极为庄严虔诚的氛围里。
  基督教包括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三大分支,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它起源于公元一世纪的巴勒斯坦地区,据传是耶稣创立的。认为宇宙间有一位全知、全善、无所不能的上帝,它创造并主宰着世界,人类从降生起就犯了原罪,只有信仰上帝及其儿子耶稣才能获得救赦,死后好进“天国”。据称目前世界上有基督教徒9.5亿人。
  当今中国究竟有多少人信仰基督教呢?有关数字显示:1982年全国信徒300多万,是建国初期的四倍多,目前人数超过400万。有关人士预测。中国的“基督教热”在今后的几年内仍将呈上升趋势。
  使人注意的是,“基督教热”兴起之初,信教者几乎是“清一色”的白发,而且文盲居多;没过几年,信徒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越来越多的青年加入了信教队伍,他们当中有教师、干部、工人、农民。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如此信奉“上帝”呢?作者采访了一些信教青年,听了他们对人生,对社会的看法和入教动机的介绍,令人深思。
  A姑娘,文静秀气。30出头了,还没有成家,按时髦的说法,她是个“老姑娘”了。家人、同学、同事,就连单位领导都为她着急,各路人马团团转着她游说,但偏偏姑娘她自己不急。有一次,她为躲避众人对她喋喋不休的絮言,走出了家门,偶然来到了教堂门口,那庄重的歌声传到她耳边,诱使她走进了教堂。她说:她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她爱教堂里的宁静,这里唱诗、颂经那么井井有条,人与人那么彬彬有礼,在这里没有一点点的压抑感。作者问她,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独身?她笑笑说,不完全如此,现在自己年纪是大了些,但至少目前还不准备结婚。
  B是一位34岁的男青年。他对作者说:有一段时期,我感到脑袋空空,不知干什么好。对许多问题感到迷惑不解,特别是现在许多社会现象让人心寒,不少干部嘴上讲的比唱的还好听,一旦遇到分房子、加工资就拼命往自己身上扯,更不用说学雷锋啦。主——耶稣说,要以他永恒的爱,来爱所有的人,同时,又以他的爱来吸引人。这很合我意,于是我就信了教。
  一个星期天,作者在“基督教堂”门口和一位刚刚做完礼拜出来的小C攀谈起来。“你为什么会信教?”他说:“我前年生了重病,医生说是不治之症,后来,至杭州、上海等几家大医院去治疗过,花了5000多元钱,病没好,钱也用完了,在朋友们的鼓动下,我走进了教堂,想求助于主耶稣来解除我的病痛。”另一位女青年也是如此。她虔诚地说:主耶稣能看见她受的痛苦,听见她发出的哀声,只有信主,祈求圣灵的恩赐,才能拯救自己。
  近几年一些农村虽然生产发展了,物质生活充裕了,但是精神生活依然很贫乏,一些有文化的青年不甘寂寞,纷纷参加宗教活动。
  作者和一些信教的农村青年交谈时,他们说:我们这里工厂办起了不少,新房也造得不少,但是长年累月没电影、没有戏看,“文化室”空了,“民兵之家”散了,团支部也不搞啥活动,我们不信教还能干什么呢?
  面对“基督教热”的兴起,人们在问:它将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不用讳言,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历史继承性,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保护下,它将会被更好地继承发展。
  在采访中,作者了解到不少信仰宗教的群众积极投身改革洪流,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贡献。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可以听到宗教信徒为民做好事的故事。诚然这些信教群众是从“荣神益人”的教义出发的,但这种爱国和爱教结合的精神对社会还是有益的。对于教徒来说,最使人敬畏的莫过于: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他人财物等等,这些戒律,犹如一把利剑悬在头顶,所以,信教群众违法乱纪的行为极为少见。
  “基督教热”的兴起,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目,应当如何对待这种“基督教热”呢?我们应该采取极为谨慎的态度,一方面坚定不移地落实信仰宗教自由的政策,尊重群众的宗教感情,另一方面,对宗教活动还要依法加强管理,使之和我们的社会相协调。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青年成了“上帝的新子民”,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摘自《东西南北》杂志1991年第1期第2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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